又如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石寨山型10号铜鼓，也同样饰有羽人划船纹、羽人舞蹈纹。羽人服饰与西林280号铜鼓大同小异。舞人上身衣着不太明显，像裸身，又似紧身短袖衣；下身为长裙，裙前幅略过膝，后幅拖地，裙边饰以羽毛，类乎流苏状；结髻于后脑，头顶戴鸟羽华冠。划船人也戴羽冠，但不穿裙，头发为2条长至臀部的线条，貌似结长辫。船尾一人不戴羽冠，头发在脑后呈三角形状，似剪发或结髻。纹样中所有的人均跣足。

上述古迹文物绘画艺术中人物的服饰基本属同一类型，学术上将穿这类服饰的称为“羽人”。羽人服饰蕴藏着深广的文化内涵。首先，从其出现的年代和分布地域，可推知当时社会历史风貌。因为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服饰是社会文明的活化石。羽人形象即使有艺术夸张，但也绝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当时服饰的记录或更前的历史时代服饰文化积淀的反映。从最早出现在左江崖壁画的羽冠，推知羽人至少是先秦时代的人。细致刻画羽人服饰的两面铜鼓均为石寨山型铜鼓。这类铜鼓分布中心在云南，北至四川南部，东北到贵州毕节，东南扩及广西贵港，南达印度尼西亚。流行时代从战国初期至东汉初期，前后延续500多年。历史上铸造和使用这类铜鼓的民族有滇、劳浸、靡莫、夜郎、句町和骆越。句町是战国时古国名，包括今云南的广南、富州，广西的隆林和田林一部分、西林、凌云、德保、那坡诸地；夜郎也是战国古国名，地跨今广西隆林和田林一部分、天峨、南丹、凤山、乐业、靖西一带；骆越分布广泛，郁江流域、左江流域一带均为古骆越地。又据北流出土的北流型铜鼓，钦州、灵山、南宁、横县、玉林、博白、贵县等地出土的灵山型铜鼓，其纹饰中多有变形羽人纹样；藤县、桂平、平南、容县、玉林、横县、宾阳、邕宁、柳州等地出土的冷水冲型铜鼓亦还有变形羽人纹、变形船纹、变形舞人图案，但只是留其神而舍其形，均无石寨山型铜鼓纹样那么细致刻画了。北流型铜鼓和灵山型铜鼓是汉代至唐代乌浒人、俚人所铸造，冷水冲型铜鼓为东汉至北宋僚人所铸造。由此推知，羽人服饰是先秦时期广西境内土著居民的主要服饰，其产生与演变过程大致为：商周时代，在包括今广西在内的古越人氏族部落中产生；战国至秦代，流行于今广西西北部、左江流域、郁江流域等广大地区，尤其是西瓯、骆越族群中；至少在秦汉之际，瓯骆故地尚有羽人服饰于世。汉代至隋唐后逐渐消失，主要保存在巫师、部落首领的法事活动中。（如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一处西汉初年的壮族先民首领的墓葬，其中随葬品铜筒、铜盆上的漆画描绘的两个招魂者皆着长袖连衣裙，头戴羽冠；另一个被招魂者穿短衣短裤，跣足，顶戴长翎毛羽冠。长袖连衣裙为秦汉之际的款式，戴羽冠则当是继承先秦的传统装束）而其文化积淀影响到北宋，在乌浒、俚僚等壮族先民中传承发展；随农业、纺织手工业的发展，羽冠渐为头巾取代，长裙的羽毛装饰渐改为五色绒线装饰，短衣长裙则传承为壮族服饰款式之一。

羽人服饰反映了先秦时期今广西境内土著居民的社会生活。1.物质文明方面：从石寨山铜鼓的羽人纹样看，与同时代相邻的楚文化绘画艺术风格迥异。长沙出土的战国绘画《人物龙凤帛画》，画中妇人长衣广袖，长裙曳地，裙幅底边翘起如荷花状，衣裙线条均为曲线，质感轻盈柔和，风格飘逸而端庄，衣服有绣花装饰，富丽华贵，当是丝织面料精工制作的。而西林、贵港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上的羽人服饰，长裙线条为直线，质感粗硬，挺而不垂，裙幅较窄，前短后长，各不相连，裙边饰翎羽，粗而直，风格原始、古朴而粗犷，可推知其服饰布料较粗糙，这与古代瓯骆人多用麻葛、蕉等野生植物粗纤维织布相吻合，服装制作技术也较为简单，以羽毛为饰，以及羽人舞、羽人划船纹周围的鸟、鱼、鹿纹样，反映其经济生活中狩猎经济还占一定比重。2.宗教信仰方面：铜鼓上的羽人服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念。据专家研究，鸟是雷的使者，鸟作信使可向天上的雷神传递消息。铜鼓上的“羽人就是巫师，巫师戴羽饰，说明他的灵魂可以通过飞鸟带到天上的神国那里去”。铜鼓上的“羽人划龙舟是祀神仪式，是崇拜蛟龙观念的遗迹”，据此，羽人服饰为巫师在作法和祀神中的装束。是否羽人服饰仅为巫师专有装束呢？从西林出土的280号铜鼓纹样看，羽人装束中有一人坐于高台（凳）上，高台前有两人持羽毛旗作前导，这三人当是巫师，其余头戴羽冠坐着划船者不一定是巫师；贵港出土的10号铜鼓纹样中，划船者均戴羽冠，也不一定是巫师，因为从事巫师的不可能是群体性的；从左江流域崖壁画看，壮族先民的祭神活动是群体性的，集体祭祀舞蹈由氏族部落首领或主持祭典的巫师领舞，众人参与狂欢起舞。即使是在水上划龙舟祭蛟龙，也不仅仅是巫师独立进行的活动。故可断定，羽人服饰不独是巫师装束，而可能是氏族部落成员在祭神活动中的盛装，盛装特征主要是戴羽冠。作为群体性的盛装，其产生与图腾崇拜有关。羽人夸张的羽冠可见鸟图腾崇拜之一斑，衣着用羽毛装饰是以鸟为始祖的鸟部落服饰的特征。商周至战国，今广西境内的土著以苍梧、瓯、骆为核心的大部落群体里，有许多氏族或小部落，“各有种姓”，其中鸟部落是一个最古老的集团，“是百越的本支，可视为始祖部”，壮族神话中的“姆六甲、布洛陀、雷神都是该部重要的神袛”，鸟图腾的氏族部落支系就有骆越人，“鸟是骆越人的图腾”。以羽冠为特征的羽人服饰就是鸟图腾崇拜的反映。3.羽人服饰反映出先秦时期至秦汉之际滇越、骆越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羽人服饰不独为骆越所有，石寨山型铜鼓分布中心是云南，故羽人服饰也属滇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绘棺的盖板和四壁外表，都绘有神态栩栩如生的羽人。有的正在骑马持矛，与持钗的头人交战，羽人且战且走，犬人站稳脚跟追之。可能是描绘当地民间传说的关于鸟图腾部落（越人的一支）曾北上长沙，被犬图腾部落（苗人的一支）击退的故事”。“羽人”以其富有特征的服饰被当作群体称谓的代名词，出现在中原华夏文化古籍中，成为中原华夏人认识岭南人的一个特征，如《山海经》、《淮南子》、《神异记》等书都有“羽民”、“羽人”、“羽国”、“鸟人”之类的记载，高诱注：“羽民，南方羽国之民。”可见岭南骆越人与西南滇越人早就有文化交流，与中原华夏及楚人之间早就有所接触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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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的短衣短裤

西林、贵港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羽人划船纹样中，除上衣下裙款式外，还有一种似紧身短衣短裤的样式。这种服饰在后来西汉刘安《淮南子·原道训》中亦有记载：“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短绻不袴，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剌舟。”文中所描述的短袖衣和无裤裆的短套裤与西林、贵港出土的铜鼓纹样的短袖衣、短裤形制基本相吻合。“九嶷之南”泛指岭南，包括今广西的部分地区，短袖短衣、短裤当是包括广西土著居民在内的岭南人的服饰特征。其产生是以方便实用为目的的。一是方便水上生产。在氏族部落社会，人们生活多依赖于捕捞螺蚌鱼虾弥补稻作生产之不足。短衣、短裤装束轻便，方便于湖泽、江河、小溪、浅滩捕捞渔猎生产。二是适应南方炎热的气候。三是制作简易，反映了服饰制作手工工艺最早的技术水平。西林出土的280号铜鼓纹样放大图中，身着短衣的划船人腋下明显可见一排小洞，好像前后两幅不相连，一排小洞在两幅系结之处，若不是纹样残缺所致，那么这种短袖短衣当是贯头衣雏形，制作时将一块布对折，中剜一洞，前不开襟；穿衣时头从洞中穿过，从头笼下，前后两幅在腋下以绳索系结住。整件衣几乎不用缝纫，制作十分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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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人体装饰

先秦时期，今广西境内居民的人体装饰种类主要有文身、凿齿、发式、佩饰等，已成为服饰文化的组成部分。

文身，是百越民族普遍的人体装饰。在《庄子·内篇·逍遥游》、《墨子·公孟第四十八》、《战国策·赵策》、《说苑·奉使篇》、《淮南子·齐俗训》、《史记·赵世家》等古籍中均有包括今广西地区在内的“瓯越之民”文身的记载，文身最早是出于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后演变为图腾崇拜，目的是为了求得图腾神的保佑，如龙氏族者在身上刺龙的图案，“以象龙子”，“以避蛟龙之害”。后来逐渐演变成人体装饰。文面，是文身的一种，史籍中称为“雕题”，《礼记·王制》载：“南方曰蛮，雕题交阯。”《山海经·海内南经》云：“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在郁水南。”即今广东、广西、海南一带。晋人郭氵菐注：“离耳即儋耳，雕题即文面。”《战国策》鲍本注：“以草染齿为黑，雕题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史记》集解引刘逵曰：“以草染齿，用白作黑。”郑玄曰：“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可见，文面是百越族习俗，和文身一样，最早出于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或徽号），后渐演变为一种人体装饰。清代《广舆揽胜》记马平县壮人“常刺额为花草蛾蝶状，所谓雕题漆齿也”，就是先秦瓯骆人文面习俗的遗存。

凿齿也是百越民族的一种体饰。凿齿表示已长大成人，相当于成年礼仪，属于百越民族文化分布区域普遍有凿齿习俗，在今广西地区，延续到百越后裔乌浒、俚僚人，近现代壮族部分地区仍有凿齿及镶齿之俗，这是先秦壮族先民凿齿的遗风。

先秦时期广西土著居民的发式有断发（剪发）、被发（披发），编辫（花山壁画人物有发辫拖地者）、椎结（将长发于脑后或头顶上绾为高髻）等，从文物考察，这几种发式是同时存在的，古籍记录只不过以断发、披发这2种作为代表罢了。

佩饰方面，除以羽毛装饰外，还有玉石、琥珀、铜铃等装饰品，其中玉石器最多。广西武鸣元龙坡、安等秧、芭马山、独山岩，田东锅盖岭，平乐银山岭等地西周或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玉器，多为佩饰品，器形有环、玦、璜、钏、坠子、管、玉扣、玉片、绿松石珠等。有专家学者认为这些是人体装饰品，其地方风格浓郁，是当地产品。武鸣县马头元龙坡的350座西周墓中有玉器作随葬品的墓穴是少数，看来只是特权阶层所拥有，田东锅盖岭出土的玉玦、玉环、玉管等，也非寻常百姓之物。而平乐银山岭110座战国墓出土的玉石器则较多，有玉玦、绿松石珠、心形石饰等115件，其中玉玦40件，可见战国时期桂北地区使用玉石器佩饰品较为普遍。

在平乐银山岭、武鸣马头乡等战国墓葬群中均出土铜铃，出土时位于尸骨胸部或手部或足部，当是死者生前常佩之于胸前、手腕、足踝上的，可见今广西地区至少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使用金属品作人体饰物了。有专家认为当时作饰物的铜铃属中原地区文化，看来是经商品交换进来的。铜器比玉石器贵重，通过商品交流用于人体装饰，反映了人们审美观的发展，也反映出今广西地区与中原地区服饰文化交流端倪。又据新编《广西通志·有色金属志》载，“至少在西周晚期，生活在大明山下的骆越先民已有了自己的青铜冶铸业”。故不能排除春秋战国时今广西部分地区当地人自己打制铜器饰物的可能，若确有这种情况，就表明了广西服饰文明与手工业文明紧密相关。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服饰文化

秦汉至隋唐，服饰文化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农业种植业、纺织手工业、冶金手工业及染织、缝纫工艺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服饰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社会方面，外来人口迁入与土著族群的发展壮大以及汉人与土著人的交流融合，对服饰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秦汉时期，出现了汉人迁入广西地区的第一个浪潮。尤其是秦始皇派大军征戍岭南，遣发中原女子“万五千人”迁入，“以为士卒衣补”，带来了中原的服饰样式和缝纫技术。汉人的装束也受当地土著居民的影响。如秦将赵佗自立为南越王，久居越地，衣着、仪表也从越俗，“束椎结发”，自称“蛮夷大长老”，又倡导汉人尤其是王室中的华族人与越人通婚，促进了南越国地与中原服饰文化的交融，汉人的交领直裾裙式长衣，圆领长衣等服饰也在瓯骆之地流行。

东汉至两晋南北朝时，西瓯族群发展为乌浒人，骆越族群发展为俚、僚人，汉人继续迁入，大多与乌浒人杂居，交流密切，汉人带来的中原文化对土著乌浒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光武帝时，汉族官员对广西土著居民“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导之礼义”，到了“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授冠带，开置七县”。在与汉人杂居之地，土著乌浒人“渐见礼化”。可见，“冠履”等汉族服饰文化教育是“礼义”教育重要内容之一，“礼化”的内涵中不可排除有服饰的变化，只是史籍未作详述，以至后人难以揣测。

隋唐时期，俚、僚分化形成僚、伶、蛮等部族，苗族、瑶族先民向广西相邻的岭北、湘西、黔东等地区发展，部分苗瑶族支系先民开始迁入桂。同时，中央集权加强统治，派来广西的朝廷命官增多，谪迁流放来的官吏以及驻防戍兵也不少，还有大量游民入桂。汉人带入的唐装对广西服饰影响很大，以致后来“唐装”成了汉族服饰的代名词。

从秦汉至隋唐，今广西地区服饰文化发展主要有3个特点：第一，汉人迁入，使广西境内出现了中原汉族服饰。第二，土著的西瓯、骆越及其后裔乌浒、俚、僚、蛮人服饰在继承先秦服饰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发展，服装样式由古朴向华美方向变化，较前期注重装饰，出现有装饰的贯头衣，苗瑶族先民创制了色彩斑斓的五色衣、斑布裙等，佩饰也相应地注重色彩。第三，土著人与汉人的交流，使服饰文化也出现交流融合的新景观。服饰款式先后有短袖短衣，长袖裙式长衣，长袖短上衣，短裤、长裤，长裙等；上衣样式中，襟式有贯头式、左衽式、右衽式，领式有交领、圆领等。整体装束有：贯头式短衣配短裤、短衣配长裤，短衣配长裙，交领长袖长衣裙或圆领长袖长衣配长裤，短衣长裤加罩短裙，右衽宽大衣配大口宽管裤等；佩带饰品以玉石器为主，衣服冠帽还有五色绒线纺织品装饰；发式多为椎髻结发，亦有披发；土著居民多为打赤脚。同时，八桂的苗瑶族先民着装为上衣下裤，上衣下裙，衣裙注重色彩及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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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瓯、骆越、俚僚人的贯头衣

汉时，郁江流域一带的西瓯族群仍沿袭先秦时期的短衣短裤装束。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初年壮族先民墓葬随葬品的漆绘人物画中，有一组画是是墓主招魂场面，墓主就穿无领短袖上衣和短裤，画上没有画出开襟，看来是贯头式短衣。在交趾剌史部统领的郡县多为骆越族群分布地，骆越人服饰主要是贯头式。如《后汉书》记载：“项髻徙跣，以布贯头而著之。”从合浦、徐闻到海南岛，沿海一带“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颜师古注：“著时从头而贯之。”这时的贯头式衣基本沿袭先秦时的短衣样式，一幅布对折，中剜一洞，左右臂处略剜去一点，腋下部连接便成，穿时从头套下即可。三国两晋后，俚、僚人大多仍穿古老的贯头衣。如《晋书》载“男子以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缀，妇人衣如单被，穿其中央以贯头，而皆被发徒跣”。但与前期比有明显的发展。如在马援铸柱表汉界之处，“人皆倮露徒跣，以黑色为美……女嫁时，著迦盘衣，横幅合缝如井栏。首戴宝花……其王服天冠，被缨络”。可见，服饰文化已呈现时限性、职业性、地域性和性别、等级差异等多维属性轮廓，即有常装与盛装之分，男装与女装之别，王服与民衣之等级差异，不同的服装有不同的制作要求。同是贯头式，男子常服“结束相连”，“略无缝缀”，制作简单，女子常服如“单被”，较男装精细；女子盛装“合缝如井栏”，并装饰如“迦盘”，制作精致，在婚嫁时穿。王者服装以缨络装饰，更为华贵。贯头衣分布较广，西南、岭南及至海南岛，许多少数民族都传承沿用，隋唐时发展出新款式。如《旧唐书》载“南平僚……妇女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曰通裙。”此样式是将贯头短衣变化为从头贯下的连衣裙，因从上一通而下，故称“通裙”。创制通裙的是“南平僚”，南平在今贵州北部和四川东部，南平僚是西南少数民族先民，后来明清迁入桂西北的彝族在明清时还保留贯头衣，看来与南平僚的贯头服饰有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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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瑶族先民的五色衣、斑布裙等

秦汉时，被称为“蛮夷”的苗瑶先民创造了富有特色的服饰文化，《后汉书》记其“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制裁皆尾形……衣裳斑斓”，“赤髀横裙”。可见其服饰尤注重色彩，款式为上衣下裙，从“制裁皆有尾形”看，估计是在衣裙下摆处增加流苏、连缀物之类的装饰。隋唐时，苗瑶族先民逐渐迁入广西，其服饰主要变化是男女装区分明显。《隋书》记“莫徭……其男子但著白布裈衫，更无巾袴；其女子青布衫，斑布裙，通无鞋履”，“服章多以斑布为饰”。据专家研究，“莫徭是苗族（东支）与瑶族先民为了共同反抗分裂、同化组成的部落联盟，是苗瑶历史上的第三次联盟”。“进入隋末唐初……莫徭部落群体逐步瓦解，分别向单一民族（苗族和瑶族）实体发展”。如《隋书》所记，苗瑶族先民服饰：男装为白色衣裤，女装为青衣斑裙，衣服有纹饰，镶织绵点缀，斑裙看来是蜡染百褶裙，或镶织锦，五色斑谰。后来的广西南丹白裤瑶、隆林白苗及其他支系的苗族服饰中还可看到这些服饰文化的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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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越之民”的左衽衣

“左衽”是衣服开襟的一种样式。据《倒序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古代指东方、北方少数民族的装束。”早在先秦时已出现。春秋战国时，赵武灵王下令实行“胡服骑射”，赵国上下改穿北方少数民族的“胡服”。胡服形制主要特点是上衣为左衽短袍，下身为长裤。“胡服骑射”之后，左衽衣配长裤的装束曾流行于中原，汉代后，汉服形制还是以右衽为主，北魏孝文帝曾下令改革本民族衣冠制度，易胡服，穿汉服，至唐代，左衽衣在中原淘汰。南方少数民族穿左衽衣的情况，最早见于汉代成书的《战国策》和《史记》。两书记同一件事，即赵武灵王欲实行“胡服骑射”，遭到王公国戚反对，赵武灵王便亲自去说服王叔公子成，在论证胡服实用方便时，提到“瓯越之民”穿左衽衣。《史记》记作：“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以其便一也。”《战国策》记为：“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鳀冠秫缝，大吴之国也。礼服不同，以其便一也。”多年来，学术界一般都引用《战国策》、《史记》中赵武灵王的话，认为左衽衣是先秦时期广西服饰样式之一。这一看法证据不足。首先，据《史记》、《战国策》的注解，未明确“错臂左衽，瓯越之民”是指广西地区的情况。史籍中，对“错臂”的解释，各说不一，《史记》注解中，《索隐》曰：“错臂亦文身，谓以丹青错画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谓右袒其臂也”。“画臂为複”。《鲍本》注：“以两臂交错而立，言无礼客。”《札记》吴氏补曰：“错或袒字伪。”综上各说，错臂左衽看来是右臂袒露，不穿衣袖，画上纹样覆盖右臂。这种只穿一边衣袖，空出一边手臂，或袒露手臂，将袖子盘扎于腰间的装束是地道的北部、西北部游牧民族的服饰，在广西古今服饰记载中均未见过。那么“瓯越之民”是否专指广西地区土著居民呢？《索隐》释“今珠崖，儋耳谓之瓯人，是有瓯越。”《正义》曰：“属南越，故言瓯越也。”《鲍本》注：“即汉东瓯，闽、粤地。补曰：汉东瓯，闽中地。”《文选》“三越”注：“东瓯，即闽越。骆越，瓯人，即南越也。”《姚本》将“瓯越”记作“临越”，注云：“临，亦百越之一名也。《战国策》作‘林’，今俗称林奴，临林，今雷州左侧。”从各家注释看，“瓯越”并非专指广西境内；又据上下文“瓯越之民”与“大吴之国”对举，按上古汉语互文用法，上下句应合并起来理解，那么，所谓“瓯越”，或泛指百越，或指今江浙福建一带的吴越（于越）、闽越和今广东、广西、海南一带的南越，并非专指广西境内的瓯越族群。其次，赵武灵王的话中将“错臂”和“左衽”并举，若作为描述一种装束是很费解的。孔衍注为袒右臂而左衽，也不合乎常理，按赵武灵王的话又笼统模糊，难以想象出具体样式。看来，赵武灵王所说的“错臂左衽”只是泛指百越人服饰与中原不同，并非详述其装束的具体形式。第三，左衽衣制作较贯头衣复杂，对面料要求比贯头衣布幅要宽，布幅宽利于大襟的一幅盖过胸的左侧。据羽人服饰，上衣短小，裙幅很窄，前后不相连，裙幅围不成圆周形，按先秦时制作羽人服的面料和缝纫水平，与制作左衽衣对面料和缝纫技术的要求是不相称的。赵武灵王提到左衽服饰时，同时提到大吴之国“却冠秫绌”（或作“鳀冠秫缝”），《战国策》、《史记》注为“言女工鍼缕之拙”。即指缝纫技术很差。既然如此，是不会产生左衽衣的。第四，先秦时期的铜鼓艺术、绘画艺术中均末见左衽衣服饰。目前，仍无考古资料印证先秦时期广西境内瓯越人穿左衽衣。第五，“错臂左衽”出自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之口，当时，中原与岭南交流甚少，赵武灵王不一定亲见今广西地区土著瓯骆人的穿戴，故《战国策》所记“瓯越之民”当是泛指是百越人，不是专指广西的瓯骆人。综上所述，不能充分肯定左衽衣是先秦时期广西瓯骆人的服饰。

有人又根据《旧唐书》上“南平僚……男子左衽”的记载，认为隋唐时代，广西僚人穿左衽衣。这也不足信。隋唐时，南平在今黔北和川东，从地域上看与今广西相距甚远。唐代南平僚人“男子左衽”当是贵州少数民族先民的束装。“在今贵州中部和西部部分苗族的服饰仍习此制”。而以“南平僚”统指今广西壮、侗、仡佬、毛南、水诸族先民似乎有些牵强。

那么，今广西地区是否有左衽衣服饰出现呢？有。在蒙山汉族妇女服装、宋代以后形成的侗族服装款式及宋代“广源川蛮”，近现代德保壮族和田林木柄瑶、罗城板瑶服饰中，确有左衽款式。但是无史料记载左衽衣为何时产生，现只能假设推断广西地区左衽衣的由来。一方面，假定“左衽”衣是随汉人入桂，将胡服传入广西的。这可从侗族的历史追溯。侗族先民渊源于桂东北一带的苍梧越，有专家认为，先秦之时，桂东北一带应是苍梧族群的聚居地。秦始皇南征发生秦瓯之战时，中原人泛称桂东北一带土著人为“西瓯”、“瓯越”，其实，兴安灵渠以南的才是“西瓯”，渠北的当是苍梧人。尔后，苍梧人逐渐由北往南迁移，迁移到珠江三角洲的以及留在桂东北的苍梧人被同化为汉人，另一部分苍梧人则西迁，逐渐分化形成居住于今广西大瑶山地区的茶山瑶和湘黔桂的侗族。侗族服饰中的左衽款式是沿袭侗族先民而来的。侗族先民穿左衽衣，可追溯到战国时，左衽服饰本是胡人装束，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传入中原，秦汉时，由中原经汉人(如秦始皇南征军，秦将赵佗所部)传入今广西，在桂东北及后来的南越国地流行，后来，左衽衣在中原基本上消失了，只在桂东个别地方残存，还存留于骆越人后裔居住的桂西等较封闭的地方，如在德保的壮族男装中，另有一部分随西迁的苍梧人带到湘黔桂交界一带，在苍梧人的后裔——侗族中保存下来，同时，今部分瑶族、苗族支系的左衽服饰样式也是由胡服传至中原，又由中原传入岭南、西南，在居住于偏僻之地的瑶、苗族中存留至今。若此推断成立，那么，广西侗族及个别地方的汉、壮、瑶族服饰中的左衽衣就成了漠北、西域文化与华夏文化、百越文化交流的见证，成为服饰文化史的活化石。

另一方面，假定“瓯越之民”的左衽衣早于胡服或与胡服同时出现，即赵武灵王在实行“胡服骑射”之前，就得知“瓯越之民”衣着特征是“左衽”。这可追溯到商周时代。瓯骆人或因朝贡，或因以翡翠、大竹等物品与商周华夏人交换物资，名声得以闻于中原。中原人所见所闻的瓯越，不论山越、于越、闽越、南越，都一样穿左衽衣，便以此为识记瓯越的特征。或者是，春秋战国时，楚国势力扩展到越城岭西侧苍梧越聚居地，苍梧人穿左衽衣，经楚人中介传闻于中原，中原人以泛指的“瓯越”口耳相传，故赵武灵王有“瓯越之民”、“错臂左衽”之谈。汉代人据口碑记载于《战国策》、《史记》。若此推断成立，那么，中国南方百越人与北方、西北方游牧民族胡人均是“左衽”服装款式的创制者。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经济、生活的社会群体，而创造出共同的服饰文化形式，南北文化是如何相通的？这倒是个值得研究的历史文化课题。以上推测均缺乏考古资料来证明，故“瓯越之民”穿左衽衣之服饰产生于何时，仍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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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传入的交领、圆领袍式长袖长衣

秦汉时，迁入广西的汉人穿当时汉族服饰，主要是袍式长衣，有交领长袖长衣、短衣和圆领长袖长衣(袍)，下身穿长裤，女装裤外罩短裙等款式。在汉人入桂之前，今广西境内未有这种装束。

交领袍式长袖长衣是汉代流行的汉族服饰，渊源于周代创制的“深衣”，并在“深衣”基础上吸收佛教服饰的元素而创新发展，其基本特征是衣和裳(古人穿的下衣，是裙的一种，但不同于现在的裙子)相连，长身，下宽，束腰加带的直裾或曲裾的长袍式博大衣裳，衣长过膝，类似于现代的连衣裙。一边衣襟加长形成三角形，穿时将其盘绕到背后，再用腰带扎住，在胸前形成衣领相交样式，称为交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即此样式，河北出土的西汉墓器物“长信灯”，执灯宫女的服饰也是交领袍式长袖长衣。汉末、三国时，佛教传入广西，僧人穿交领袍式长袖长衣，广西民间至今还有把交领长衣称为和尚衣。

汉代妇女的常服还有上衣下裙，上衣也是交领长袖，但为短衣，只到腰际，穿时配裙。裙属下裳，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有一条素绢裙，其样式是四幅连接拼合而成，上窄下宽，不饰边缘，裙腰用绢条，两端有系带。妇女穿下裳还要穿裤，延至南朝，穿裤必须外罩以裙，否则视为无礼。

除交领式长袖长衣、短衣外，汉服还有一种圆领袍衫，延至隋唐，是男子服饰的主要款式。桂林桂州窑出土的佛像装束就有交领长衣和圆领袍衫样式。唐代贬谪到柳州的柳宗元亦穿圆领袍衫。

汉人入桂，其服饰对广西土著居民的服饰产生了很大影响。西瓯、骆越与汉人杂居之地，出现了服饰汉化现象。据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初年墓葬铜器漆绘画，画中的墓主就穿圆领长袍，胸前悬挂环圈佩饰物。另一些人穿交领长衣，束腰，螺状高冠，手执长兵器。专家认为这是“西汉初年的壮族先民的墓葬……反映越人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可见汉人的交领式、圆领式袍式长衣样式已为瓯骆人所采用。汉服此款式随汉人入桂踪迹而流布，逐步从东北部、中部地区扩展到西南、西部，并在当地较好地保存下来。如贺州、兴安壮族在清代还穿交领或圆领袍式长衣。清代至现代，隆林壮族服饰与汉代妇女常服上身交领短衣，下身长裤，外罩短裙的装束几乎一样，侗、苗、瑶族服饰多有交领式及其变种形制。广西少数民族服饰不愧为中华服饰文化的历史宝库，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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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型的唐装

唐代，入桂汉人穿唐装。唐朝服饰文化显示出广泛的包容性。如吸收了北方胡服褊衣的某些形制和南朝及北朝北魏时大口宽管裤的样式，也接受佛教服饰的某些元素及南方少数民族“椎髻”、“蛮髻”等发型款式，形成唐代的服饰特色。中唐以前，女装形制一般是上身小袖短襦，下身长裙。中唐后，女装日趋肥大，多为宽衣阔袖，袒领衬胸兜，衣领有圆领、直领、鸡心领、凹字领多种款式；发式甚多，其中有南方少数民族传统的“椎髻”、“蛮髻”。男子装束主要是圆领袍衫，大口宽管裤，腰间束带，头包巾帛。整体上呈现宽松闲适、雍容华贵的风格。唐装随汉人入桂而流传，与广西少数民族服饰相交融，影响甚远。据《旧唐书》记载，陕川刺史韦坚准备在长安举办一个大型物产展览会，将各地展品装在一船模上，始安郡的船也列入内，“驾船人皆笠子，宽袖衫，芒屦”。始安郡为广西政区，治所在今桂林市。据史载始安郡船模驾船人的服饰可知，今桂林市在唐代就有穿宽松型的唐装。后来的侗族女装上衣有圆领、交领、直领、低胸衬胸兜等款式，衣身宽大且长，与唐装接近。壮族部分服装为短衣长裙，与唐前期服饰接近，部分服装呈肥大宽松型，衣长过臀、过膝不等，有些接近唐装袍衫。壮、侗、仫佬、毛南诸族男装的大口宽管裤，腰间束带，头包巾帛的装束，也与中唐后的唐装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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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戴与佩饰

据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初年的铜器漆绘人物画看，秦汉时郁江流域一带人们冠戴有职业性、等级性，巫师仍沿袭先秦时的羽冠，首领顶戴长翎，一般人短发无冠。据汉墓出土的玉石器佩饰品看，有玉璧、玉环、玉佩、玉带钩、玛瑙珠、水晶珠，品种数量较多，看来秦汉时佩饰玉石器较为普遍。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铜器漆绘画中的墓主胸前悬挂环圈，看来是大玉环。

《晋书》记马援南征立汉界之处，俚僚人“女嫁时……首戴宝花……其王服天冠，被缨络”。可见妇女盛装时，佩有“宝花”之类华美的首饰。王者服“天冠”，估计类如羽冠，象征能助冠者神灵飞上天去谒见神灵，与神沟通，这是先秦巫风的残余；而“被缨络”则为时尚，从遣词用字看，“缨络”当是五色绒线之类编织的穗状饰物，看来是时兴的手工业新产品，古朴的羽毛装饰为纺织新产品所取代，反映了服饰文化中，审美观是以物质文明为依托，随着物质文化的发展而变化。

从秦汉到隋唐，史籍上没有广西境内少数民族包头巾、穿鞋的记载，其发型、足饰见于史册上的基本上是：断发、披发、高髻、椎髻、项髻；徒跣、跣足、皆无鞋履等。总之，不包头，不穿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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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 《广西地方志》

图片来源 / 网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